2020年新年伊始以来的新冠疫情无疑对世界有着深刻的影响。2003年非典时我还是一个懵懂孩童，而如今的我却是亲历了这场瘟疫的发起与消亡，甚至人生也会因此而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阅读《瘟疫与人》这本书，我不禁对作者提出的瘟疫“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的观点感同身受。
瘟疫塑造了国家格局。为什么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而不是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长江、珠江流域？作者给出了他的解释：拓荒的中国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作者还把印度同中国的情况相比，提出对于一个微寄生猖镢的社会——印度而言，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是必然的伴生现象。
瘟疫塑造了宗教文化。宗教往往因瘟疫而兴起。基督教教义中，照顾病人是他们公认的宗教义务。因此，灾难性瘟疫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大部分社会组织丧失信誉之时，基督教会的势力却得到了增强。像基督教一样，佛教也对苦难提出解释，以其中国化了的形式为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和暴力与疾病的牺牲者提供安慰。中国东北的牧民将土拨鼠视作先祖化身，减少了与疫鼠接触的机会——这套文化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而闯关东的移民对土拨鼠一律设陷阱捕杀，结果导致了东北鼠疫暴发。
瘟疫塑造了世界格局。从传染病学角度来看，世界的文明发展史似乎就是一部瘟疫迁移史。通过贸易与战争两大途径，瘟疫随着人类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不断塑造着世界的格局。公元200-300年，欧亚间贸易导致天花麻疹等瘟疫传播从而致使地中海人口锐减。欧洲文明重心明显偏离出地中海和北方国家重要性增强的趋势，被一连串的鼠疫加强了。16世纪的美洲天花使得印第安人信念崩溃，温顺地接受基督教，并向西班牙人俯首称臣。大英帝国的兴起和1763年后法国从海外的暂时撤退，使新的疫病模式获得了作为18世纪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的地位，称得上是美洲、非洲、亚洲以及欧洲历史的关键转折点。
最后，作者指出：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如果说人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被瘟疫塑造的，那么瘟疫将如何影响人类的未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