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拉姆·斯托克，吸血鬼伯爵德古拉之父，他在世的时候，是著名演员亨利·欧文的助理，终其一生都在为他的朋友兼老板工作，安排演出，管理财务，琐碎而又忙碌，写小说是他持续一生的业余爱好。
1897年，《德古拉》小说出版之前，其舞台版《不死之人》在兰心大剧院做了一次通读式的表演，亨利·欧文评价“糟糕透了”，拒绝出演德古拉。斯托克为人严肃谨慎，我们无法得知他当时的心情。然而，时隔一百余年，我们或许不知道亨利·欧文，也不知道勃拉姆·斯托克，但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德古拉，连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父亲都为之痴迷。
然而，德古拉只是勃拉姆·斯托克的众多面相之一，这个形象太著名了，与之相关的影视作品数不胜数，让我们早就忽略了这部优秀的小说。更多时候，提起《德古拉》的作者，我们难免会认为，他不过是一位通俗的惊悚小说作者。
《德古拉的客人》收录了斯托克生前十四篇短篇小说，由他的妻子整理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展现了斯托克的更多面相，我们会了解到，与其说斯托克偏爱恐怖故事，不如说他通过探索信仰与科学、神秘与实证、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来洞察人类心底的原始恐惧。
《德古拉的客人 : 勃拉姆·斯托克奇异故事集》
爱尔兰
勃拉姆·斯托克 著
欧阳耀地 译
漓江出版社
2023年1月
启蒙思想与吸血鬼传说
“当她入梦时，我们以为她已长眠；现在她真的逝去了，我们却认为她只是在沉睡。”
——托马斯·胡德《死之床》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感叹：“18世纪居然会存在吸血鬼！”
他说的不只是吸血鬼传说，而是18世纪被频繁提起并严肃讨论的重要事件。希腊正教认为尸体入土后会腐烂，只有罗马教派的异教徒才不会腐烂。然而，在罗马教派看来，人死而不朽是永恒之美的象征。就这样，在中世纪，死而复活的现象蔓延开来，成为吸血鬼问题的源头。
在长篇小说《德古拉》中，范海辛教授提到的“亡灵”，原文是undead，指死而不死之人。在这部小说集的同名篇《德古拉的客人》里，“我”在“沃尔帕吉斯之夜”前往山中的村庄冒险，车夫逃跑前告诉“我”，那个村里的人在墓地里发现，死于几百年前的人，面颊红润，嘴巴红色，似乎还有生命。村里的人都逃跑了，他们渴望生活在“死人就是死人，活人就是活人”的地方。
《德古拉》
布莱姆·斯托克 著
李菲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年12月
据《德古拉事典》介绍，在18世纪，教皇、女王、僧侣、知识分子等精神世界领袖都曾认真、激烈地讨论有关吸血鬼的问题。这实质上是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科学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决战。直到19世纪，在启蒙思想的光照之下，科学在人类世界观里占据了支配地位，吸血鬼才逐渐丧失魔力，被放逐到小说稗史之中，最终和弗兰肯斯坦、狼人等怪物一起沦为恐怖电影里的丑角。
另一方面，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恐惧。无处不在的屠杀，遍布街头的抢劫，公开示众的断头台、绞刑架，无一不让恐怖气息弥漫整个社会。这时候，人们似乎意识到，杀死吸血鬼的新兴资产阶级，正带领全社会迈向另一个由理性主义统治的世界，这个世界整齐有序却危机四伏。
在《鼠的葬礼》中，追杀“我”的嗜血成性的老兵曾参加法国大革命，《法官的房子》里的绳索曾用来实施绞刑，《印第安妇人》的复仇发生在刑具展示馆中；与之对比，在《命运之链》中，“我”被窗外的影像恐吓，并危害到相亲对象，而当“我”用科学知识解释之后，一切就变得温情脉脉、如沐春风了。
在《法官的房子》里，主人公崇尚高度精确和实事求是的学问，他在古老的房子里备考时遇见了灵异事件：一位曾绞死罪犯的邪恶法官化身硕鼠来搅扰他，故事里医生提出的方案也没有阻止悲剧的发生。直到最后，我们也很难说清楚，主人公之死，究竟是邪恶法官的亡灵造成的，还是由无意识的臆想导致的。前者有悖于科学精神，后者又很难找到实证根据。如果说鬼魅不存在，那么让我们发狂的究竟是什么？
当恐惧继续弥漫四散，人们发现，实证性的真理无法带来丝毫帮助，反而是沉迷于幻想虚构之中，或许能够得到些许慰藉。所以，启蒙思想的光照越强，人们就越难以抵抗神秘主义的魅惑，就会忍不住去探寻蜷缩在无边黑暗中的未知怪物。
1931年版《德古拉》剧照
肉体噩梦与现实预言
“去证明吧，那个他最憎恶的事实！”
——拜伦《嫉妒》
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立足的现实根基。宗教信仰或科学信仰悬挂在头顶的时候，我们认识的世界、立足的大地均不相同。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来确定实存。身心二元论由此诞生，人们认为，身体是机械，心灵居住其中。
在这部小说集中，多次能看到作者描述精神与肉体分离的感觉。如《德古拉的客人》里，狼趴在“我”身上时，“我”感到温暖，又意识到这是一场“肉体的噩梦”，同时有一种要从某种东西里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
当我们对理性主义产生质疑，对“我”何以为“我”的信念发生动摇，就会遁入神秘主义里去寻求答案。所以，预言、猜测、想象对现实的介入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一大灵感源泉。
《老霍根：未解之谜》表面上看是在讽刺金钱崇拜，但其中仍蕴含着对科学实证的反思。“我”被卷入老霍根之死的漩涡里，当地人穷尽一切机会去测量“我”和家人的身体，似乎通过这些数据就能找到“我们”与老霍根死亡的关系。然而，之所以叫“未解之谜”，似乎是指：实证的数据究竟积累到什么程度，才能确证两件事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实证材料，如何才能跨越不可言说的沉默这一道鸿沟？
另一个未解之谜指向人的存在：当老霍根的尸体化成碎片，头颅沉入流沙，世上关于他的痕迹都被抹除，我们是否还能证明他的存在？而“我”在老霍根之死的漩涡中所经历的一切，当所有见证人都已死去，“我”所拥有的经历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我”的经历都不再有意义，那么“我”的存在如何确证？
《预见者》和《吉卜赛人的预言》这两篇有关预言和现实的关系。就前者而论，如果预言不能指定具体事项，那么似乎任何事情都可以纳入其中，这样，判定预言是否有效就毫无意义。然而，预言家告诉“我”，预言并不是为了交易或是消磨时间，我们不能像科学那样，通过揭示某个谜题而让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科学要求实证，而信仰则要求不能试探你的神。
在《吉卜赛人的预言》中，预言是一个“命题”，背后有一个图像。然而，不同背景的人，会将同一个命题理解为不同的图像，所以，当吉卜赛人说“我”的双手将沾满妻子的鲜血，并不一定是指“我”所理解的谋杀，也可能是妻子摔倒在地上，手被刀子刮破了，而我正握着那把刀。从实证角度来看，预言成真了，但总会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因为这与我们内心的恐惧相去甚远，而后者才是我们希望预见到的。
影响的焦虑与影响的复活
勃拉姆·斯托克无缘列进哈罗德·布鲁姆的名单里，在布鲁姆眼里，勃拉姆·斯托克一定与《哈利·波特》、史蒂芬·金同样不入流。然而，在斯托克的小说里，却能看到很多为后世写作者称道的现代写作手法的痕迹。
《印第安妇人》中纽伦堡的“铁处女”酷似卡夫卡《在流放地》的刑具，故事结局也极其相似：刑具的痴迷者爬进刑具并死在其中。《克鲁肯沙滩》中有博尔赫斯经典的“镜像”场景，穿着爱尔兰高地服装的“我”在流沙边缘看见了自己，认为“我”是受生活拖累的人，对面才是更好的自己，当两人刚要碰面，“我”却在流沙下陷之际逃走了，让“更好的我”沉入流沙。
哈罗德·布鲁姆曾提出“影响的焦虑”这一概念，指经典著作给后世作家造成的影响，但在勃拉姆·斯托克的小说里，却是一种逆反的现象：只有读过现代作家的作品，熟悉他们的写作手法，才会在阅读他们前代作家作品时找到趣味。这或许可以称为“影响的复活”。
博尔赫斯推崇爱伦·坡的作品，称赞他从“死亡的另一面”创作惊世骇俗的作品。让博尔赫斯痴迷的不只是故事好看，而是他对神秘的偏好，在爱伦·坡的作品里能够获得慰藉。我们对奇异故事的喜爱，大概就是因为渴望获得慰藉。当日常生活中的困扰无法通过科学实证来排解，我们就只能冒险进入世界的另一个维度，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因此，启蒙时代产生了吸血鬼、狼人、弗兰肯斯坦，今天则催生了生化怪物、反叛的机器人、入侵的外星人。
荣格说，在我们今天的集体无意识中，仍存在着史前世界的野兽和恶魔的栖息地。这是梦的源头，也是艺术的源头。在科学信仰的光照之下，我们难免会耽于精确的实证，摈弃自古以来就有的恐惧和焦虑，导致身体沦为机械，心灵变得枯竭。反倒是以吸血鬼为代表的奇异故事，会让我们对习以为常的观念产生质疑，让我们复归本源，深刻洞察内心的幽暗角落。
这样看来，我们都该找机会去拜访一下那座孤独高耸于苍凉绝壁的德古拉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