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喜欢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在古时候，这叫“师夷长技以制夷”。改革开放30年，在学习这方面，我们更是卯足了劲儿。而学习最多的，就是跟我们同宗同源的东南亚小国——新加坡。大概是因为都是华人社会，照搬照抄也不容易水土不服的缘故，从社会管控到经济建设，咱们是学得不亦乐乎。这不，有些人就提出了，这新加坡的鞭刑，咱们也得学起来。
新加坡一个小地方，能够成为亚洲社会管制的楷模，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最厉害的，也是最出名的，就是它的鞭刑。鞭子是从外国进口的，浸过特别的药水，由专门的执行人员来执行。违法分子接受鞭刑需要脱光衣服，一鞭抽下去，那可是真正的皮开肉绽！十多年前，一个美国人触犯新加坡的法律，被法官判处鞭刑4鞭，那场面，据观看的人说，真是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后来这个美国人说：“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新加坡，每一鞭都像地狱一样，有生之年永远也忘不了！”其实，别说是这个美国人，纵使是屡教不改的累犯，几鞭下去之后，恐怕今后也会记忆深刻，下次犯罪前，怎么也要掂量掂量。
鞭刑的效果显而易见。通过严格执行包括鞭刑在内的严刑峻法，如今的新加坡犯罪率连年走低，社会治安稳定，人们安居乐业。那么，鞭刑该不该学，我觉得这要看咱们社会的发展程度。一个社会，如果高度文明，法治体系完善，人人遵规蹈矩，奉法律为行为准绳，鞭刑的确不该学，也没必要学。可假若社会道德沦丧，人人为自己，而现行法治又无法有效管控这个社会的时候，鞭刑，确实应该考虑考虑了。
说到这里，就要来看看我们中国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让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改革开放前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破坏，以及“一切向钱看”的思维，和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仇富心态等多种因素共同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如今社会道德水平大幅度滑坡的局面，各种挑战社会道德底线的舆情事件自然也是层出不穷。从“小悦悦”事件，到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广场舞老人霸占篮球场、集体殴打篮球少年的事情，还有时不时爆出的集齐一波人就闯红灯的“中国式过马路”，以及国人出国旅游种种不遵守当地风土民情的恶行等等，就连扶不扶摔倒老人，都成了问题。上个世纪新加坡建国时，城市环境和公民素质也是非常恶劣的，各种不文明现象和刑事犯罪屡见不鲜。如今的中国，比起当年的新加坡，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所以，自诩懂法律，天天嚷着现代法治精神的你告诉我，碰到这些问题，我们的法律会怎么办？把他送进监狱吃几年牢饭？还是罚罚款，口头教育一下就了事？或者弄个黑名单，终身禁止旅游？拜托，这些要有用的话，路见不平见义勇为还是问题吗？摔倒老人，扶上一把，也是举手之劳了吧？而法国卢浮宫里那块用中文书写的“禁止喧哗”的牌子，也该撤掉了吧？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了，鞭刑不讲人权，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是现代法治的倒退。没错，这些我都同意。可是，要知道什么叫做因时因地制宜。在现在这个社会，如果讲道理有用，没有人会愿意动手。因为动手不单累人累己，还得落一个“不讲人权的恶吏”的罪名。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法律无法规范国人的道德行为？因为我们的法律只重惩大罪，而轻于罚小恶。这在一些法制健全的西方现代社会，行得通，在中国，不行。因为法律是社会道德最后的屏障，当社会基本道德准则已经无法约束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小恶就会因得不到遏制，而积累为大罪。此时，法律就该起到它该起的作用。《周礼·秋官司寇》里说，“刑乱国用重典”， 东汉学者郑玄也说，“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只有重典，比如引用鞭刑，才能遏制“小恶”，规范社会行为，重塑社会秩序。
再看现在风起云涌的反腐败斗争。如今，一般职务犯罪已经不再执行死刑了，我们目前对于腐败分子的惩罚，基本上是关上几年，剥夺政治权利多少年，再没收个人违法所得或者全部财产。这种惩罚，真的让这些贪官付出足够多的犯罪成本了吗？恐怕不是吧，要不怎么会有“前腐后继”这个新词儿呢？可如果我们引入了鞭刑，情况就不一样了。想想看，把这些贪官都扒光衣服，让他们光着屁股绑在刑架上受刑，一鞭下去，哀嚎连天，牢记终身！这样的威慑力相信能够震慑住“前腐后继”的现象。
当然，鞭刑就是一个代指，引入鞭刑的背后，其实是全社会对严刑重典的呼唤。现在，说到严刑重典，似乎就等同于“滥用酷刑峻法”，其实这是妖魔化了严刑重典。真正的严刑重典，应该是这样的：将当前的刑法覆盖范围扩大，把尽可能多的“小恶”行为都纳入刑法当中（比如之前的“酒驾”入刑），并制定包括鞭刑在内的，更加多样化，更富有针对性和惩戒意义的惩治手段，然后严格地、不打折扣地执行它。至于那些廉价的人道主义或是更可笑的、糊弄人用的“给个改正的机会”等等类似的借口，是坚决不能用了，也不要再搞什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了。要知道，只有让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所得利益，才能真正遏制违法行为的继发，保证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而这，才是最大的人权！
所以，假如违法了，打打屁股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