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北京大学数学教授张筑生躺在病床上，用尽最后的力气问出那句话：“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数学大师？”那时，他刚刚被学生抬进考场监考完最后一堂考试，身体因鼻咽癌的折磨已极度虚弱。这位北大第一位博士，编号001，手里攥着带领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连续五年夺得世界总分第一的辉煌战绩，却至死连个博士生导师的头衔都没评上。
张筑生在1983年拿到博士学位时，整个北大校园都为之震动。他的硕士论文就解决了美国数学家Smale提出的“四大猜想”之一，学术前途原本一片光明。但回到北大后，他接到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编写《数学分析新讲》。有同事私下劝他：“在北大，教材写得再好也不算科研成果，评职称靠的是论文和项目。”张筑生笑了笑，还是扎进去花了整整五年时间。这套三卷本的教材出版后，迅速被全国几十所高校采用，连院士们都在学术会议上推荐，可到了考核时，这套书在量化表上真的就是“零分”。
1995年，张筑生被任命为中国数学奥林匹克国家队主教练。当时他的鼻咽癌已经确诊，但没人能替代他。从1995年到2000年，他带着一群中学生从加拿大战到阿根廷，在70多个参赛国中硬是拼下五届团体总分第一，其中三次实现全员金牌。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组委会的人都记得，那个中国教练每次出现都脸色苍白，有时讲题讲到一半得出去吐一会儿。但就是这个人，创造了全球奥数教练都望尘莫代的纪录。滑稽的是，这份工作在北大的考核体系里连“教学工作量”都算不上，更别提科研成果了。
丘成桐在香港长大，后来去了美国，34岁就拿下菲尔兹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他回中国演讲时总被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学生奥数那么强，却出不了大数学家？”丘成桐的说法很直接：“数学的真谛不是做别人出的题。”他在哈佛大学带博士生时发现，中国来的学生解题速度惊人，可一旦让他们自己找研究方向，很多人就懵了。“他们习惯了有人出题、有人给方向，突然要自己发现问题，就像鱼离开了水。”8年，丘成桐在清华大学创办求真书院，亲自设计选拔机制。他不看高考分数，而是通过夏令营观察学生怎么思考。有个学生解一道题花了三天，期间试了七种方法，最后自己推翻重来。丘成桐当场拍板要人，他说：“这种执着比解出标准答案珍贵十倍。”书院里的课程没有固定教材，学生大三就要开始找课题，模拟真实的科研过程。有学生折腾半年选不出方向，急得找丘成桐哭诉，丘成桐只说：“这才刚开始，做学问本来就是要迷路的。”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保继光教授做过一个统计：中国高校数学系教师平均每年要发2.3篇SCI论文才能达到考核基本线。有个青年教师为了评副教授，一年写了七篇论文，全都发在二区期刊上，年底考核拿了优秀。但五年后同行评议时，大家发现他那七篇论文加起来被引次数不到十次，而他隔壁办公室的老师五年只写了一篇论文，却被国际同行引用上百次。可惜，在职称评审会上，那位“高产”教师已经升了教授，而“低产”的那位还在为副教授名额排队。
张筑生病重的那几年，正是中国高校量化考核最疯狂的时期。北大数学学院62名教授里，有5名院士、45名博导，张筑生不在其中。他上课总是三个小时连轴转，板书写得密密麻麻，肩膀上的粉笔灰积得像层雪。学生记得他癌症晚期时，为了不耽误上课，提前一天就开始节食，上课当天连水都不喝，就怕中途要去厕所。有次讲“流形上的微积分”，他讲到一半突然头晕，扶着黑板缓了两分钟，擦掉汗继续写公式。那堂课的后半段，全班学生都是含着眼泪听懂的。
丘成桐在多个场合批评过中国的“帽子”文化。他举了个例子：某985高校引进一位青年数学家，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入选国家人才计划后年薪翻倍，分配150平米住房”。那位学者头三年什么都没做，就盯着各种“帽子”申报，第四年终于拿到一个“青年拔尖”头衔，学校立马兑现所有待遇。而和他同期入职的另一位学者，三年里解决了领域内一个公开问题，论文发在顶尖期刊上，但因为没拿到“帽子”，至今还住在教师公寓里。丘成桐说：“这在国外是不可思议的，评价数学家应该看他改变了什么，而不是他头上有什么。”
张筑生编写《数学分析新讲》时，国内正在推行教材改革。他坚持用自己独创的体系，把传统的“ε-δ语言”拆解成更直观的表述。出版社编辑劝他：“按大纲写吧，这样保险。”张筑生反问道：“要是人人都只写保险的东西，数学怎么进步？”书写到第二卷时，他癌症复发，化疗导致口腔溃烂，只能靠流食维持。妻子劝他休息，他就在病床上校对手稿，用红色钢笔改得满页都是。这套书1990年出版，到2002年他已经卧床不起时，出版社通知他要第15次印刷。学生把消息带到病床前，他眨了眨眼睛，没说话。
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在中国是个奇特的存在。丘成桐曾经观察过集训队的孩子，他们能在两小时内解出六道超高难度题目，但当被问到“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定理美”时，大多数人都愣住了。有个金牌选手保送北大后，第一年就挂了三门专业课，教授找他谈话，他说：“以前都是别人出题我解题，现在要我自己想学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这个学生转去了计算机系，因为那里“目标更明确”。丘成桐听说后摇头：“这不是孩子的错，是我们的训练体系把他们变成了解题机器。”
高校的职称评审会往往上演着荒诞剧。某211大学数学系去年评教授，申报人里有位老师带了十年数学建模队，拿过五次全国一等奖，学生里有两人后来成了领域内知名学者。但评审会上，有委员直接说：“带队竞赛不算科研成果。”还有位老师十五年如一日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学生评教年年全院第一，他编写的习题册被二十多所高校采用。但因为他近五年只发了两篇SCI论文，最终票数没过半。相反，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教师，带着六篇一区论文，虽然没上过几节课，学生投诉他“讲课听不懂”，却全票通过评审。系里老教师私下叹气：“现在评职称，就像菜市场称重，只数论文篇数，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
张筑生当奥数教练时发明了一套训练方法。他不让学生刷题海，而是每周给一个开放性问题，比如“如果圆周率不是无理数会怎样”。刚开始孩子们都懵了，交了白卷。他就带着他们读数学史，从阿基米德读到伽罗瓦，半年后有学生开始提出自己的猜想。1997年阿根廷竞赛前，他给队员讲格罗滕迪克的故事，讲这位数学家如何从种地农民变成代数几何之王。有个孩子问：“我们也能这样吗？”张筑生咳嗽着说：“如果你只想拿金牌，就不能。”那届竞赛，中国队的六名选手有五人在解答题里写了原创思路，裁判组破例给了三个特别创意奖。
丘成桐在求真书院推行“失败学分”。有学生花整个学期研究一个拓扑问题，最后证明自己的方向走不通，期末报告写了三十页的失败分析。书院学术委员会看了报告，一致同意给这门课满分。有家长打电话抗议：“孩子什么都没做出来，怎么能给高分？”丘成桐亲自回复：“在数学里，证明‘此路不通’和证明‘此路可通’同样重要，有时候更重要。”那个学生后来转到数论方向，大四时发现了一个素数分布的新规律，论文现在被挂在arXiv首页上。
高校的科研经费分配往往和“帽子”紧密挂钩。某中部高校数学学院去年拿到2000万经费，其中1800万指定给了有“长江”“杰青”头衔的教授。剩下200万全院二十多个普通教师抢，最后变成每人发篇SCI就给五万补贴。有个讲师实在写不出论文，自费去了趟俄罗斯，跟着当地学者学了三个月，回来开了门《俄派数学分析》选修课。选课的学生挤爆了教室，但年底考核时，这门课在“科研成果”栏依旧是零分。院长找他谈话说：“我知道你课讲得好，但学院要的是能填表的东西。”
张筑生癌症晚期时还在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有个学生研究非欧几何，卡在了一个引理上，两周没进展。张筑生让妻子把自己推到办公室，花了整个下午和学生一起画曲面模型，最后在黎曼度量的计算中找到了突破口。那篇论文后来被评为校级优秀，学生毕业时哭着说：“张老师教我的不是数学，是数学家的活法。”可当年数学学院评优秀教师，张筑生连提名都没有，理由是他“缺项”——没有国家级项目，没有ESI高被引论文，没有人才头衔。
丘成桐参加过某985高校的人才评审会。申报人里有位四十岁的副教授，十年间只发了四篇论文，但每篇都解决了领域内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评审会上，有专家翻着材料说：“这个产出量太低了，现在年轻人三年就能发十篇。”另一个人附和：“而且他都没出国经历，国际视野不够。”丘成桐当场拍了桌子：“你们是在选数学家还是在选会计？格罗滕迪克一生最重要的论文不超过十篇，难道他不如一年发二十篇的人？”最后投票时，那位副教授还是没通过，因为“不符合量化标准”。
数学系的青年教师面临着一个残酷现实：35岁前拿不到“青椒”项目，基本上就与科研前沿无缘了。某高校有个讲师，32岁那年终于证出了一个猜想，论文投到顶尖期刊，审稿人说“需要补充更多数值实验”。但他已经没有经费了，之前的项目钱都花在了出差开会和版面费上。他去找系主任求助，系主任说：“院里钱都给了那几个要冲院士的团队，你要不先申请个教改项目？”最后他自费买了台二手服务器，跑了三个月数据，论文终于发表了。但那年评职称，他还是败给了一位发了八篇水论文的同事，因为对方“成果数量占优”。
张筑生去世前三个月，还在修改《微分动力系统》讲义。那时他已经无法进食，靠营养液维持，手抖得写不了字，就让妻子举着稿子，他用眼神示意哪里要改。研究生来看他时，他指着墙上的希尔伯特画像说：“你们看，希尔伯特23个问题，他一个都没完全解决，但整个20世纪的数学都绕不开他。”学生问：“那我们该追求解决问题还是提出问题？”张筑生闭上眼睛，很久才说：“先学会看出什么是真问题。”
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往往被资深教授把持。某次学科评审，讨论是否引进一位在拓扑学有突破性成果的年轻学者。有位老教授说：“他那个方向太冷门，招进来对学科评估没贡献。”另一个委员补充：“而且他导师不是我们系统的人，将来申请项目没人脉。”最终投票否决了引进方案，转而招了一位研究热门方向、师从院士的博士。三年后，那位被拒的学者在菲尔兹奖候选人名单上出现，而招进来的博士还在为申青基发愁。学科主任后来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可能错过了一个时代。”
丘成桐在清华开了一门《数学史》课，第一节就问学生：“你们知道怀尔斯证明费马大定理前沉默了多少年吗？”台下没人回答。他自问自答：“七年，几乎什么都没发表，全系都以为他废了。”然后他展示了一张普林斯顿大学给怀尔斯的考核评价，上面写着：“即使最终证明失败，这种规模的探索本身已足够杰出。”课后有学生跑来问：“我们学校会允许一个教师七年不发表论文吗？”丘成桐反问他：“你觉得呢？”
张筑生的追悼会上来了三百多人，大部分是他教过的学生。有个已经成为博导的学生在挽联上写：“先生教我解题，更教我出题。”悼词里提到，张筑生临终前最放不下的是一本未完成的《数学思想史》手稿，他在扉页上写了一句：“数学不是知道，而是理解；不是计算，而是洞察。”追悼会结束后，数学学院的考核委员会正好在隔壁开会，讨论新一轮职称评审标准。有委员提议“适当降低论文数量要求”，主持会议的副院长说：“再议吧，现在各大高校都在比ESI排名，我们松了口，年底数据不好看。”
求真书院有个学生大三时决定研究朗兰兹纲领，这是当今数学最艰深的领域之一。导师劝他：“这个方向可能十年都出不了成果，你要想清楚。”学生说：“那我就在里面待十年。”丘成桐听说后，特批给他单独的研讨室，每年额外拨五万经费，只要求他每季度交一份进展报告——哪怕报告上写“本月尝试了三种方法，全部失败”。这个学生现在博士二年级，还没发表任何论文，但去年在伯克利访问时，他的一个想法让在场的教授惊呼“这可能打开新方向”。丘成桐最近被问到这孩子的前途，他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发表论文，但我知道他正在成为数学家。”
某双一流高校去年出台了“破五唯”实施细则，其中规定“教学成果等同于科研成果”。但到了年底考核，教师们发现，所谓的“等同”需要满足附加条件：要么获得国家级教学奖，要么指导学生获得顶级竞赛金牌。普通的上课、编教材、带毕业论文，依旧填不进考核表。有个老教师连续十年教学质量评价全院第一，他主编的教材被五十多所高校使用，今年申请教授职称又被刷下来。评审意见写着：“教学表现突出，但科研产出未达门槛。”他拿着文件去找院长，院长苦笑：“办法是出台了，但具体指标还没跟上，再等一轮吧。”
张筑生病危时，北大数学学院派人来看望，委婉地问他对职称评审有什么建议。他那时已经说不了话，让妻子拿来纸笔，抖着手写了三个词：“看贡献，看影响，看传承。”第二天人事处的人看到纸条，私下讨论：“贡献怎么量化？影响怎么评估？传承算不算工作量？”后来学院开党政联席会，有人提出给张筑生追授一个“荣誉博导”称号，投票时七票赞成五票反对，没超过三分之二，议案搁置。那年年底，学院官网的“名师风采”栏目更新，新入选的是一位刚引进的“四青人才”，简介里罗列着十八篇一区论文和五个国家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