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金山 图:马东明
震惊整个晋察冀边区的灵寿刘牛事件
----晋察冀省委与灵寿党组织的联系人刘牛
1938年8月，灵寿县发生了一起震惊整个晋察冀边区的错杀共产党员刘牛事件。刘牛，又名刘庆山，出生年月不详，出身于灵寿县白家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2月，经时任灵寿县委书记周有恕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刘牛积极为党工作，通过亲戚介绍亲戚的方式，在刘家沟、牌房、李家庄、朱家背等村发展了不少党员，有的村庄挨门逐户入了党。刘牛家也成为特委、县委在基层的联系点，时任特委书记苏风德和交通员郭强都在刘牛家开过会，留过宿。刘牛嫉恶如仇，对敌斗争坚决，他领导陈庄附近各村的党员群众，同地主进行了不断的斗争，诚信沟、平山黄土台等村的地主都被他和贡秋来等捆绑过。
1932年夏，在中共河北省委授意下，直中特委与灵寿县委在慈峪镇共同组织发动了两次“红色暴动”。在第一次暴动前，特委、县委在慈峪洼里湾孟吉红家召开了全县各村党支部书记和积极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就有刘牛。会后，刘牛作为陈庄和岔头片区联络人，分别通知各村党员积极分子参加暴动。在第二次暴动前，特委联络员郭强参加了在刘牛家召开的分片会议。暴动失败后，刘牛随暴动队伍打土豪、收枪支、分财产，并前往陈庄北沟，以图建立红色根据地。暴动当夜奉苏风德之命去新乐县寻找军事人才的郭强，在回陈庄北沟的路上，也是在路过白家河刘牛家时，才得知暴动队伍以红布条为暗记，然后凭暗记走进了陈庄北沟。
1932年9月初，反动官府把灵寿划为赤匪区，白家河刘牛作为暴动骨干与很多党员一起被捕入狱。由于刘牛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倔强的性格，他多次被国民党严刑拷打，并往耳朵里灌辣椒汤，最后把耳朵灌聋了。刑满释放后，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白色恐怖异常恶劣的情况下，刘牛继续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多次组织当地群众抗拒各种苛捐杂税。
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一部进驻阜平。消息传到灵寿陈庄一带，刘牛、赵金芳以及从国民党监狱跑出来的卢冬喜、郭强等迅速到阜平联系八路军、寻找共产党，上级党组织因此记住了刘牛这个名字。10月9日，驻阜平的冀察晋省委派张达到灵寿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持省委介绍信从阜平城南关出发，经城南庄、温塘一直到陈庄东边的白家河，找到了省委指定的联系人刘牛。然后通过刘牛，到陈庄北沟找到西庄窝的梁振道、新开村的周学效、水泉村的赵金芳等地下党员，首先恢复了他们的党籍，并以他们为联络员，从一个村到一条沟，从一点到四周，很快把陈庄北沟、南沟、寨头、张家庄一带党的组织恢复起来。到年底，全县党组织基本得到恢复。10月中旬，由八路军115师教导大队主持在陈庄召开岔头以上十九个乡群众大会，成立并选举产生抗日动员委员会，主任赵金芳，宣传部长侯德玺，组织部长周学效，保卫部长刘牛，武装部长梁继昌，自卫队长贾士温。动委会主要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动员全县各阶层人民起来抗日。
1938年1月初，灵寿发生了震动边区的西石门收枪事件。为解决抗日武器不足问题，动委会从1937年冬就开展了收枪工作，将地主、国民党溃兵散勇和各乡的枪一律收归政治处。当时所收到的枪支主要是特别难用的老毛司和湖北造。西石门村傅亿录原是国民党保卫团团丁，保卫团解散时，傅亿录与另一个团丁南纪城村吕六合伙偷了一支盒子枪，放在了傅亿录家里。政治处主任张达闻知后，责成刘牛带三五个人到西石门村收枪。傅亿录拒不承认有枪一事，刘牛等人无奈带走傅亿录。在回陈庄的路上，傅亿录滚下山坡摔死。
西石门村是个封建宗姓很强的村子，村内没有一个党员，村政权被地主富农把持。在该村地主傅拐子操纵下，傅家一股旧家族势力和一些不明真像的群众数十人抬着死尸到陈庄，围攻政治处和区自卫队，让张达还活人，还声称要寻抓凶手，活埋张达，欲行凶报复。几经劝阻无效，数次差点攻入大院。多亏有刘牛等持枪守卫，暴徒们虽压到房上，但未敢冲进院里。一直相持到半夜，直到驻西岔头的李光辉率部队赶到，樊德智率特务队也闻讯跑步赶来，当场抓了一些人，才平息了这场围攻。事后，在省委李葆华和张达的指示下，把抓来的十几个人全部放回，八路军还专门到西石门村进行宣传，使群众明白了真相，从而更加热爱共产党和八路军。
1938年1月下旬，张达调到晋察冀边区机关；韩亮任灵寿县委书记，4月清党时被免。6月7日，边区政府派蓝天到灵寿任县长。1938年正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初期，也是晋察冀边区党委与阎锡山政府的蜜月期。为了联合阎锡山共同抗日，边区各县抗日政府的要员任命都要与国民党协商沟通。这个蓝天原为阎锡山的兰衣社成员，思想极其反动。正是这个蓝天，直接导致了错杀刘牛事件。
刘牛同志一向对党忠诚，但性情急躁，作风简单生硬。张达调到边区党委后，刘牛到一区当通讯员。当时一区书记是樊德智，区长是栗怀玉，梁世昌是粮秣助理员。刘牛平时就对栗怀玉和梁世昌工作作风不满，一直怀疑二人有贪污行为。1938年秋天的一天酒后，刘牛持枪将二人逼进一个小屋内，让他们交待贪污问题，声称如不交待就要用枪打死他们。当时老党员郝老海等人怕发生问题，就和刘牛说，把他们放了吧，刘牛说不能放。后来有人在墙上挖了个洞，栗怀玉、梁世昌逃了出来。栗怀玉跑出来后，连夜跑到慈峪，先去县委告状，一进县委就跪下大哭救命，说刘牛要枪毙他。县委有的同志说，一个通讯员敢枪毙区长和助理员，这还了得。县委就把这件事交给县长蓝天处理。栗怀玉又跑到县长蓝天那里跪下哭喊救命。县长蓝天与司法科长王皓商议后，下令逮捕刘牛。再说刘牛听说栗怀玉跑后，就持枪向慈峪方向去追，走到半路上，正遇见县政府派出去抓他的人。于是他们就把刘牛绑上，带着手铐、脚镣关了起来。第二天早晨，竟把刘牛枪毙了。
刘牛被错杀事件，引起了灵寿各群众团体特别是一区广大党员群众的公愤，他们听说后意见纷纷：“共产党的性命无保障，共产党的天下，杀共产党的人，这是什么道理？”然后自发集聚几千人到慈峪向政府请愿。西北沟的党员也发动起来到陈庄街游行，高呼“打倒司法科长王皓”“县政府对刘牛案件处理不公平”等，并一诉到边区政府。为平息党员群众怨愤，县委让组织部副部长范书林带队去做群众工作，在支部会上范书林说：“刘牛犯法该死”，其他党员就说：“范书林该死”，相持不下。范书林做不通其他党员工作，只能说“这是县委的决定，谁也不要闹了。”
后来，刘牛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了北岳区党委和边区党委，刘牛妻子也跑到阜平，找到时任晋察冀党校教务主任的张达为刘牛喊冤，张达把刘牛为恢复灵寿党组织所做的贡献和冤情一并反映给了北岳区党委组织部长赵振声（即李葆华同志），引起了北岳区党委和边区党委的高度重视。边区党委为解决这件事，派了一个团把县政府包围起来，并派区宣传部长刘秀峰带队到灵寿调查此事。调查组专门在慈峪召开县委县政府有关人员和一区部分干部参加的会议，调查人员质问：一个党员坐牢没有被敌人整死，而被我们共产党杀死，是谁干的？谁批准的？接着召开了声讨县长蓝天、司法科长王皓大会。根据边区党委批示，北岳区特委书记栗再温及马青藻到陈庄召开了追悼大会，为刘牛伸冤；撤销蓝天的县长和王皓的司法科长职务，并押解到边区政府依法处理，后司法科长王皓潜逃。栗怀玉、梁世昌被开除党籍，并被被送到边区教养所。栗怀玉用白布写了血书，表示永远跟党走。从边区教养所回来后，栗怀玉被分配到五区当区长，因表现很好，后来又重新入了党。
刘牛被错杀事件，不仅引起了边区党委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当时媒体的高度关注。1938年11月27日，《抗敌报》发表“刘庆山事件‘真像’”文章，报道刘牛被灵寿县长枪杀经过和灵寿县民众召开锄奸伸冤大会情况。12月9日《抗敌报》报道，灵寿县长蓝天在“刘庆山案件”中失职，被撤职论处，区长栗怀玉法办。12月29日，《抗敌报》报导了边区各地发起抚恤刘庆山家属及四军分区妇救会决议慰问刘庆山家属的消息。
人死不能复生。刘牛事件带来的教训是很惨痛的。用现在的眼光看，发生这个事件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刘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虽然有积极为党工作的一腔热血，但在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上却有着许多缺陷，从入党初期的随意捆绑地主，到押解西石门傅亿录半路滚坡致死，再到酒后持枪逼供栗怀玉并扬言杀死，都是违规违纪或渎职行为，长此以往，被处理处置也是迟早的事情。从这件事来看，后来党的七大整风运动确实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无论是西石门收枪事件，还是刘牛被错杀事件，无不浸透着党组织和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也许蓝天错杀刘牛并不是故意的，但蓝天肯定没有考虑过广大共产党员的感情，肯定没有考虑过错杀刘牛给灵寿抗日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这件事来讲，后来的民主抗日政府慢慢变成共产党的抗日政府也是必然的。
审定：梁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