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昼夜时长的极值界定日行的特征态，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思维。夏天时最早的日出、最晚的日落，冬天时最晚的日出、最早的日落，这样的特征虽然很直观，但各地的特征完全不同，不能成为通用特征。例如在北京，最早的日出是在芒种二候，最晚的日落是在夏至二候;最晚的日出是在小寒节气前后，最早的日落是在大雪节气前后。而在广州，最早的日出是在芒种一候，最晚的日落是在夏至三候;最晚的日出是在小寒三候，最早的日落是在小雪二候。
但各地的白昼最长日和白昼最短日却是一样的。所以，夏至和冬至为人们找到了一年中天文特征态最重要的“共同语言”。
2001年设立的世界睡眠日是在每年的3月21日，定在了春分节气区间。
天文划分法下的春季起始日，也是回归年的始与终。
为什么要定在春分节气区间呢?因为在各个节气时段，春分、秋分前后的白昼时长变幅是最大的，人们很容易春困秋乏，这是人体对天文变量的滞后响应所致。
中国古代历法是缜密的阴阳合历，有太阳升沉的日，有月亮朔望的月，有朔望月组构的农历年，有十九年七闰所形成的约6940天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周期拟合。这些不是都已经蕴含日行和月行节律了吗?为什么还要设立二十四节气呢?
因为二十四节气对表征气候节律有着独特的优越性，
如果我们选取某一年的逐日平均气温，比如北京2000年立春至大寒节气序列(2000年2月4日-2001年2月3日)，再选取某一气候期的逐日平均气温均值，比如北京1981-2010年。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取的是30年的气候平均值，但气温曲线依然可见非趋势性的振荡。如果我们再在节气尺度上进行平均，节气时段的气温均值便呈现出线条优美的气候律动。二十四节气，透过“上蹿下跳”的天气变率，提取悠扬的气候旋律，由“天有不测”洞见“天行有常”，这是对气候密码的中国式破译。
节气序列，体现着太阳的回归周期;节气尺度，体现着月亮的朔望周期，中国古人创制的时间体系中兼顾着日月之行的节律。比如形容天气的“晴朗”一词，英语使用的是表征太阳的“sunny”，而汉语中的“晴”是指阳光灿烂的昼，“朗”是指月色皎洁的夜。
在两千多年的文明历程中，人们依托气候节律，不断充注顺天应时的智慧，以社会适应和文化响应的方式，逐渐使二十四节气成为人类文明史中一个独特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基因。
清代乾隆帝曾写过一幅匾联，来自杜甫的两首诗，集句而成。这幅匾联，特别能够代表我心目中二十四节气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
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其《王祯农书·授时篇》中写道:“奈何幽且远，彼庶难具知。图成仅盈尺，备悉逾浑仪。”这是说时之盈缩、气之盛衰的认知体系还是太玄奥晦涩了，人们平常很难理解和应用。但如果画成图，就有可能优于浑天仪。
这段文字，道出了我们为什么要以图解方式讲述二十四节气。“左图右史”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书，应该是“索象于图，索理于书”的图书。
地球一直歪着身子，(以北半球的视角)冬大它仰着头，夏天它俯下身，冬至是它最“傲娇”的时候，夏至是它最“谦恭”的时候。
夏至、冬至、春分、秋分，是中国古人最初测定的四个节气，其实也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四个节气，是不被称为节气的节气。
当然在世界各地，人们所看到的太阳运行轨迹各不相同，北半球语境中的春分(Spring Equinox)、秋分(Autumn Equinox)、夏至(Summer Solstice)、冬至(Winter Solstice)，如果置于全球语境，通常被称为三月分(March Equinox)、九月分(September Equinox )、六月至( June Solstice)、十二月至(December Solstice )。
二十四节气，既是特别亲民的科学，又是特别家常的文化。它具有严谨的科学逻辑、深邃的文化内涵和悠久的历史积淀，我们对此始终怀有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