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特约作者 于雪茹 编辑 肖暖暖
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22日同10余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瑞士达沃斯签署文件，启动所谓“和平委员会”。现场签字方中不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代表。特朗普将担任“和平委员会”的“主席”职务。他当天在签约仪式上称，“和平委员会”将在处理地区及全球重大外交议题时与联合国合作。他还称，2027财年美国国防预算将增至1.5万亿美元。
当地时间21日，美国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图源：央视新闻
谈及加沙问题时，特朗普威胁称，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不同意解除武装，那么“将是这个组织（哈马斯）的终结”。阿根廷、匈牙利、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国的代表当天在现场签署文件。
“和平委员会”这一表述脱胎于特朗普去年9月就处理加沙问题提出的“20点计划”。根据白宫的说法，该机构旨在“监督实施加沙和平计划”。随着特朗普宣布委员会建立并任命自己为主席，本轮加沙冲突似乎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从脆弱的停火阶段强行拖拽到下一环节。
1月17日，特朗普开始“拉人”，埃及、阿根廷、加拿大、土耳其等国赫然在列，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到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更多国家。虽然众多国家尚处于谨慎观望阶段，并未表态。但是，这一从“诞生”之时就充满荒诞的架构无疑使人们对它的运作充满质疑：它真的能给加沙带来和平吗？其实，特朗普不仅“拉人”，而且涉嫌胁迫，比如他威胁无心参加“和平委员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对法国输美产品加征200%的关税。上述操作进一步让观察家们感觉，特朗普并非聚焦解决加沙冲突，而加沙也未必就此能迎来和平曙光。
“和平委员会”：源于加沙却并不归于加沙
虽然“和平委员会”因解决加沙问题而生，但是，它却把巴勒斯坦人全方位排除在治理决策之外。据报道，“和平委员会”目前包括两个下属机构，分别是创始执行委员会和加沙执行委员会。也有消息认为后者隶属于前者。无论是哪种架构形式，可以明确的是，加沙执行委员会将“负责监督”加沙治理全国委员会的所有实际工作，而加沙治理全国委员会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员组成，这也是“和平委员会”与巴勒斯坦最直接、最密切的关联所在。
根据公开信息，加沙执行委员会将由包括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史蒂文∙维特科夫以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等人领导，还包括来自土耳其、卡塔尔、阿联酋和保加利亚等国的政治人物。这意味着，这些来自他国政治人物的意志都将凌驾于负责治理加沙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员之上。
虽然名义上成立“和平委员会”并宣称旨在“建立加沙地带新治理框架”，但是，特朗普向其潜在成员发送的委员会章程草案并未提及加沙，而是将调解全球冲突作为最终目标。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的章程副本，“和平委员会”将自己定位为国际组织，聚焦“受冲突影响或威胁的地区”，其宗旨是“促进稳定”“确保和平”。
这一暗度陈仓的意图被众多观察者视为特朗普要借助加沙治理之名行“抗衡联合国”之实。同时，其重要机构创始执行委员会职责也相对含糊。白宫称该机构负责“高级别投资和外交”工作，主体和范围都未明确提及。种种迹象引发国际社会警觉：特朗普是要建立一个他自己的“联合国”吗？法国总统马克龙因此明确拒绝了特朗普发出的加入邀请。
不仅如此，特朗普任命自己为主席，自赋至高无上的权力，包括“决定邀请或开除哪些成员国”、决定成员国资格是否能够延续、决定哪些决议可以生效等。反观成员国，则需在第一年内向“和平委员会”缴纳10亿美元才能获得永久任期。该委员会的两个下属机构成员的任命同样由他一人完成，无一例外地囊括了其亲信、团队核心成员和政见追随者。尤其是创始执行委员会，目前的七名成员中有六名来自美国，库什纳、维特科夫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名字的出现，让这个本就饱受争议的机构受到更多质疑：特朗普试图通过“和平委员会”打造自己在国际社会上的“一言堂”。
“和平”二字难掩多重矛盾和张力
“和平”方案难掩“殖民”本色。
根据现有消息，“和平委员会”作为美国总统和平计划的一部分，能够为加沙带来“和平”的方式是，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色列撤军的前提下，授意其亲信和追随者“领导”巴勒斯坦技术官员组成的加沙管理团队，并派驻国际稳定部队，“负责协助加沙安全事务并培训巴勒斯坦警察”。这一方案被国际社会诟病为“强加于巴勒斯坦人民头上的殖民解决方案”，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乌萨马∙哈姆丹也驳斥这种方案让加沙“重回委任和殖民时代”。“殖民解决方案”与哈马斯的抗争和巴勒斯坦民族自决诉求之间存在显著张力。巴勒斯坦另一强硬派别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抨击称，该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完全符合以色列标志，服务于以方利益，令人“震惊”，并据此声称有关方面在执行停火协议问题上存在恶意。
“和平委员会”人员任命同样难以满足以色列的胃口。据新华社报道，1月17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公开对加沙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表示质疑，认为这种安排未事先获得以色列的同意，“与以色列政策相悖”。而另一方面，特朗普团队成员对以色列的表态缺乏耐心、表现强硬，认为内塔尼亚胡“在此事上没有发言权”，美国是在帮助以色列从加沙脱身。美以之间的分歧将如何发展，不得而知。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根本矛盾依然持续存在。虽然哈马斯同意“解散其治理机构”，将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但是未有公开消息表明哈马斯同意解除武装。相反，相关信息反复证明，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这也决定了国际安全部队难以建立。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它将哈马斯解除武装列为从加沙撤军的必要条件。双方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了“和平”协议几乎成为一纸空文，摇摇欲坠。即使在停火协议生效后，关系巴勒斯坦民生问题的拉法口岸仍未能如约开放，以色列国防军依然发动多次空袭，造成加沙多人丧生。
总之，特朗普竭力炮制的“和平委员会”无法满足任何当事方的诉求，也未触及解决加沙冲突的本质，“和平”背后张力拉满，矛盾一触即发。
美国霸权逻辑下加沙“和平”的脆弱性
客观地说，美国推动的“和平委员会”不过是一个由美国主导、刻意绕开联合国与加沙主权问题的多层次执行架构。它的机构设计无疑代表了一种强权政治立场。这种安排或许可以将加沙冲突限制在可控范围，但并未注重冲突的永远解决，因为“和平委员会”通过主观的“结构选择”回避了三个根本问题：谁是合法代表？谁对战争负责？加沙的最终政治归属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导致了美国霸权逻辑运作下的一切“和平”都具有脆弱性。
首先，美国不是中立调停者，而是深度当事方。在加沙问题上，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军事、外交与政治支持者，在联合国数十次为庇护和偏袒以色列而行使否决权，在边界、难民、耶路撒冷、安全等核心议题上长期与以方立场高度重合，甚至为以色列持续在中东过度和滥用军事机器乃至滥杀无辜而“递刀”。在冲突一方严重依赖美国的情况下，由美国牵头的“和平委员会”天然缺乏中立性与可信度。对巴勒斯坦而言，“和平委员会”更像是管理冲突的工具，而非解决冲突的机制。
其次，“和平委员会”无法触及真正的冲突根源。加沙问题的核心并不是缺少协调机制，而是以色列方面长期陆海空封锁、实质性的占领与控制、定居点扩张与军事不对称，巴勒斯坦建国前景遭到系统性压缩、加沙居民缺乏政治选择权与经济生存空间等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美国推动的“和平委员会”，只聚焦于人道援助分配、冲突降级、停火监督、安全部署或去武装化安排等表象问题，回避了“病灶”本身。
再次，“和平委员会”的合法性从“诞生”之初就受到质疑。一个真正有效的和平机制至少需要三种合法性：国际法合法性，冲突各方认可，以及当地民众的政治认同。反观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 不仅绕开或弱化联合国，而且排斥或边缘化加沙的实际控制者哈马斯，强行引入以“技术官僚治理”为名义的外部管理方案，就连它自身的合法性来源也显著不足：“和平委员会”是谁授权的？它又在代表谁的利益？
充分证据表明，美国正在系统性构建绕开联合国的治理机制。缔造“和平委员会”它有意识地构建联合国的替代性治理机制的重要举措。这种强权即真理的政治操弄不仅使“和平委员会”在处理加沙问题上先天受限，也让加沙的和平前景更加渺茫。
（作者于雪茹，北方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外国语学院副教授）